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慈善事业的发展,各种慈善公益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社会公平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象征。社会要和谐发展，首先必须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不断推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我国现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公平问题所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内在地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的需求。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还突出表现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和社会公共事业相对滞后两个方面。

    促进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要靠党和政府的调节和推动，又离不开包括慈善事业这一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因为社会公平是社会分配的直接产物。市场经济是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甚至与社会公平产生尖锐的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的再分配来加以调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慈善在社会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时,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论。他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一次分配主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的二次分配主要是公平分配，通过政府调控下的税收杠杆，调节社会财富，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对实现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是有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兼顾到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这就需要进行社会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建立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各种社会救助机制，广泛筹集社会救助资金，对失业群众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帮助，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在全社会张扬力促社会公平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导向。实践证明，第三次分配是对政府调控体制的重要补充，它的巨大作用是前两次分配所不可能具有的，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以筹集善款、救助弱势群体为神圣使命的各级慈善组织，在实现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中承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通过慈善机构组织的各种义捐，可以动员人们向困难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献上诚挚爱心；通过慈善机构组织的各种义卖义演，可以募集大量善款，以给困难群众提供物质援助；通过慈善机构举办的各种救助行动，帮助一部分特殊困难群众解决他们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可以解除人们的身体之患，心头之忧……慈善事业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但各种慈善之举可以使一部分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感受到社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压力。

    构建和谐社会,慈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正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的那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等四个方面所组成,面对政府难以承受的社会保障财政压力,需要发展慈善事业来减轻政府的负担。通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贫富差距首先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表现在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拉大，还表现在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给安定团结的局面带来不稳定的内在因素。

    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社会平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对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采取积极的办法。那种把贫富差距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企图用简单拉平收入分配的方法解决贫困问题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和部分社会群体贫困问题，必须大力加强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政府对收入差距的政策调整与社会各界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以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为宗旨的慈善事业，其直接社会功能就是发展社会救助，关爱贫困群体，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社会代价。这就为各级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两难”任务：既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要把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政府的能力与财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将所有贫困群体都包养起来，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中的特殊作用。这既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又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种内在需求。我国社会慈善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正是市场化改革内在需求和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必要补充的生动体现。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与行为还很不到位，但是只要认真坚持政府发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把慈善事业切实提到市场化改革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把各种慈善行为作为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补充，在政策与体制上予以充分支持，那么慈善事业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充分发挥在推进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强调发展慈善事业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缺漏,减少社会冲突,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慈善事业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中外发展实践表明,在物质文明日益发展并进入繁荣阶段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带动精神文明或者与时俱进的新道德、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发展,相反,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某些程度的物欲横流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却可能导致价值观的扭曲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这就需要各种制度的规范和道德伦理的约束。相对于刚性的制度规范和国家强制力,道德伦理则是通过社会教化、个人修养、内心认同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而以利他主义为价值观、以奉献爱心为宗旨的慈善事业无疑是我国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的一个重要载体。发展慈善事业,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实践形式,它倡导人们对善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对社会的负责,引导人们不断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因此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发扬我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树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道德新风尚,这正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程度的体现。

    慈善文化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慈善文化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它可以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倡导慈善,推广慈善,践行慈善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另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张扬慈善事业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我国现阶段，在以经济市场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开辟多种途径，其中，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展自我教育，启发自我觉悟，是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愈益发展的社会慈善事业，正在广泛性地展示着人的自我教育、自我启发、自我提升的功能。通过慈善组织发动的各种慈善活动，在全社会弘扬慈善光荣、慈善神圣的社会风尚，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唤起人的良知，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人们在参加各种捐助活动和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中，心灵会受到净化，觉悟会得到提升。许多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也会深深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社会的关爱，从而增进对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认同感，甚至会化解由于贫富差距、社会差别而导致的不平衡心理，防止矛盾酿大和激化。

    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事业或组织结构，而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弘扬社会义道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已超越了施舍、恩赐的传统含义，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团结互相、互帮互爱、共同进步的并报内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提倡慈善精神，将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与中华民族的仁爱美德有机结合起来。慈善事业也不只是富人的事业，也不是政府或慈善组织推动的事业，每一个人都有献出爱心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标志。只有大力发扬慈善精神，提高人们对慈善事业价值观的认识，感召全社会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就一定能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